人口城市化的財政代價及其形成機理——1960年以來的大國經驗

摘要： "人的城市化"與"物的城市化"重點不同,績效也不同,后者"事半功倍",而前者"事倍功半"。本文研究了"人的城市化"引致的政府債務風險,發(fā)現(xiàn):1城市化是各國公共債務的重要推手,這其中,財政支出結構發(fā)揮了橋梁作用。具體而言,城市化倒逼政府將支出重心從生產率較高的建設性項目轉向生產率較低的社會性項目,使得公共部門生產率增速進入下降通道,但公共部門"成本病"日益凸顯,財政收支缺口由此形成并不斷加劇。在城市空間形態(tài)變化過程中,人口從"聚集"向"擴散"的轉型將誘發(fā)公共設施的重復建設和低效率運營,進一步加快財政支出結構的轉變。當然,社會性項目在分配財政資金時也有"輕重緩急"之分,那些被壓縮的建設性項目資金通常被更多地用于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以及衛(wèi)生支出。2城市化的財政代價在城市化的不同時期并非一成不變。當城市化率大于55%以后,城市化對政府債務的影響系數(shù)更大且更顯著。究其原因,私人部門生產要素的流向出現(xiàn)了巨大的轉折。在城市化中前期,要素主要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yè)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加速"部分地掩蓋了公共債務問題;在城市化中后期,要素則從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yè)轉移到生產率相對較低的服務業(yè),如此,經濟增長的"結構性減速"與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形成了疊加效應,徹底揭露了公共債務問題。 （共17頁）